狂奔的医药电商与“滴滴开处方”

　　2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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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闻咨询

　　近年来，在网络购药等政策的影响下，处方药在院外零售市场的规模占比逐年提升。参考米内网、中康CMH等几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2024年网售处方药的销售规模保守估计在350亿元-400亿元区间。

　　此前，处方药产品也已连续5年力压非处方药产品，在网售药品市场中市占率排名第一。结合医药电商当前的强劲增长态势，网售处方药的销售规模还将逐年增长。

　　要支撑起网售处方药市场强劲增长的势头，离不开互联网医院开出的电子处方的功劳。据在如此低廉的价格背后，是一条成熟的电子处方产业链。作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医药电商平台，为了承接消费者巨大的寻医问药的需求，需要引入外部供应商来提供处方服务，而这些拥有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开方公司，又需要招纳大量全职或者兼职医生来提供开方服务。医生在线上灵活接单，和滴滴打车的模式类似。

　　基于实际开出的处方量，医药电商平台会为外部供应商每张处方支付0.4元-0.8元的价格，而在产业链上作为外部供应商的开方公司，会为医生结算每张处方0.2元-0.4元不等的价格，具体的支付价格会根据医生的处方单量、在线秒开方率等多个指标来决定。

　　在各方的紧密配合下，这给消费者带来了网络购药的便利，也带来了过去几年来高速增长的医药电商市场。

　　但是，与实际的互联网问诊服务相比，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的开具速度与价格都有着明显不同。一个正常的线上问诊流程，医生需根据病人病情进行沟通、判断，费用往往在数十元，而补方开具的价格却低至几角钱。表面上，这是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但在“低价、高速”的背后，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风险。

　　中国的医药电商行业，如何行稳致远？

　　在常见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上，一次线上问诊的价格通常在数十元不等，部分三甲医院名医的价格甚至超过百元，这和医药电商平台上每张电子处方仅几毛的价格过于悬殊。

　　低廉的价格带来了惊人的规模效应：头部平台年开方量已突破2000万张，全国累计电子处方量达到数亿级别，产业规模被业内估算已接近十亿元。

　　一张低至几角钱的电子处方到底是如何开具的？参与其中的平台、药店、互联网医院各方角色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为电子处方签名的医生又是如何参与其中？

　　一位医药电商行业资深人士向而第三方机构向医药电商平台端开出的价格，每张处方通常也只在0.4-0.8元之间。

　　如此便形成了消费者——药店——平台——互联网医院/第三方机构——医生的产业链条。

　　互联网医院依靠处方接口输出，医生完成形式化的“人工审核”，药店则借处方推动药品销售，平台在处方审核和药品交易两端同时抽成，最终形成闭环。可以说，从药店到平台，每一个环节都被嵌入了利益分成。

　　但医生并不是链条的必备环节，即便政策端目前仍旧严格禁止AI开方，“但现在大部分第三方机构全都是AI在辅助开方。”上述业内人士介绍，业内的头部互联网大厂们相对来讲还算比较规范，也就是使用AI进行辅助，再由医生进行最终的处方开具，但是一些为医药电商平台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公司，为了降低成本甚至会使用自动开方。

　　作为链条终端的劳动提供者，医生能够从每张处方中分得的报酬也极为有限，一位曾在某头部互联网医院执业的医生透露，每开具一张处方他得到的报酬是0.4元。

　　开方过程也几乎全部由AI主导，“一张电子处方的审核至少需要一分钟，但在实际考核中，多数平台会要求医生在10秒内完成开方，医生根本来不及审核相应的风险内容，只能依靠AI的但当处方成为处方流水线上的“快单”，风险也随之埋下。

　　部分药店和平台甚至会在处方时间上动手脚，将“先卖药、后补方”包装成合规流程。患者是否有过敏史、不良反应，往往由系统默认或由患者自行勾选，医生和平台则借此规避责任。

　　当前政策仍旧明确禁止的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也被药店与电商平台以这种方式规避。上述受访医生透露：“只要AI风控没提示，医生就不会细看，直接点确认。”

　　价格低、数量大、产业链紧密，使电子处方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高效的体系，但代价是安全性和合规性。

　　电子处方的真实运行机制，是当前政策监管与市场需求博弈的产物。而这种现实层面的“擦边”操作，其实与政策演进密切相关，要理解当下电子处方为何能如此运转，就必须弄清监管政策演变的脉络。

　　截至今年7月，全国接入医保电子处方的机构突破35万家，累计开方量达6300万张。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水深流的制度变革，从绝对禁止到试点破冰，从地方政策不一到全国通行，电子处方政策的每次迭代，都在重塑医疗市场的寻医购药生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互联网浪潮涌入中国时，上海第一医药网上商店的诞生曾点燃希望。但1999年转机出现在2005年，直到2018年的拐点到来，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行业出现了更大的突破，国务院对比不同阶段的政策文本，监管思路的演进清晰可见。1999-2017年间，以“堵”为主，通过负面清单控制风险，如禁止网售处方药；2018-2021年间，转向“疏堵结合”，在开放电子处方流转同时强化线年监管重心的迁移同样显著。早期政策聚焦准入审批，如2005年ABC证分类，2022年电子处方的低价、高效背后，是技术、市场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几十元的问诊费用到几角钱的补方，数字化与规模化让市场活力空前，但也带来了合规风险和监管挑战。

　　可以预见，随着政策逐渐完善、医保结算体系日益联通，以及AI和互联网医院技术不断成熟，网售处方药市场将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效率、成本与患者安全，将成为监管者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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