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前十大药企研发青睐上海，大手笔扫货创新药管线

　　近日，在中国一家创新药企研发日活动上，罗氏制药全球合作部亚洲区负责人Harm-Jan Borgeld说，2019年以前，对于中国本土生物科技创新的实力，他们可能会抱有一些怀疑，但现在，看法大大改变。

　　Harm-Jan Borgeld所在的罗氏制药，近年来持续在华加码研发的同时，也在“买买买”。

　　总部位于上海的罗氏中国创新中心与罗氏中国加速器、罗氏全球合作部亚洲区紧密联动，共同构成了罗氏在中国早期药物研发创新生态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也是全球范围内推动“早期科研共创”和“价值链共建”的关键力量。

　　上海作为全国生物医药发展重镇，在医药创新方面，引领全国，上海也聚集了一批跨国药企。

　　具体看全球前十大药企，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或者孵化器的共有6家，分别是强生制药、罗氏制药、辉瑞、阿斯利康、诺华、赛诺菲；剩余的4家企业中，艾伯维在中国没有设立研发中心，默沙东以及诺和诺德的研发中心设立在北京，百时美施贵宝在中国虽有研发部门，但没有总部的概念，仍有研发团队分布在上海。

　　伴随着中国本土创新力量的崛起，跨国药企在华的研发策略也在调整，不再单纯靠单打独斗，而是逐渐走向开放式创新，跨国药企与中国本土药企的协同创新合作案例越来越多。

　　今年5月份，罗氏中国加速器迎来了启动四周年日子。

　　2021年在上海张江启动的罗氏中国加速器，是罗氏全球首个自主建立并运营的加速器，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该加速器与罗氏中国创新中心深度融合，它的建立更加速推动了罗氏集团与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同频共振。它作为一个窗口，让罗氏更加了解中国医药创新的潜力，同时也是一座桥梁，促进了中国初创企业与罗氏广泛的研发和价值链网络合作。

　　罗氏中国创新中心则是罗氏全球研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身是罗氏集团早在2004年于上海设立的药物研究与早期开发中心，这是罗氏集团在新兴市场设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也是跨国药企在上海独资建立的首个药物研发中心。

　　2019年，罗氏追加投资8.63亿元，此后不断加码将研发中心升级为罗氏中国创新中心，该中心拥有新药研究的独立决策权，与全球研发相关部门合作已经成功将11款药物分子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目前，罗氏中国加速器的成员企业与罗氏中国创新中心已达成了近15项早期研发合作。”罗氏中国加速器负责人唐秋嵩对表示，公司始终致力于通过开放的合作将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创新中心。

　　不少跨国药企早已将上海作为在华研发布局的重地。

　　2024年2月，阿斯利康中国已将上海列为公司除英国剑桥、美国波士顿、美国盖瑟斯堡和瑞典哥德堡四大以研发为主的战略中心之外，又一集研发、商业及生产运营为一体的全球战略中心。

　　进行开放的创新合作正成为跨国药企们共识，这有助于提高研发效率。

　　2019年6月，强生将全球最大、亚太首家创新孵化器JLABS安家在上海张江。强生致力于在亚太发展一个强有力的区域创新中心，为强生整体业务创新提供有力支持。该孵化器也孵化了不少涵盖制药、医疗器材和消费品等领域的企业。

　　2024年9月，“上海拜耳”也落地浦东张江，这是拜耳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共创平台，旨在赋能和孵化本土初创企业。

　　近年来，除了加码研发投资外，跨国药企也在上海“扫货”创新药管线亿美元的授权交易，带火了当天的港股创新药板块。

　　这笔交易的主角是上海创新药企三生国健与跨国药企辉瑞。三生国健及其关联公司沈阳三生，将PD-1/VEGF双抗药物SSGJ-707海外独家开发、生产、商业化权利授予辉瑞。三生国健与沈阳三生获得的首付款，可以达到12.5亿美元，这刷新国产创新药出海首付款纪录。

　　当前，PD-1/VEGF被视为有可能成为下一代肿瘤免疫治疗基石药物，其潜在商业价值吸引了不少跨国药企入局。

　　有业内人士对表示，当时就有好几家大的跨国药企都在争夺三生制药这款双抗药物的海外权益，而辉瑞志在必得。

　　在辉瑞之前，2024年11月，默沙东已将另外一家上海药企，即礼新医药在研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LM-299的全球开发权益收入囊中。通过这笔交易，礼新医药可获得8.88亿美元的首付款和技术转移里程碑，以及最高24亿美元的其他里程碑付款，这笔交易金额之高，使得礼新医药在行业中出圈。

　　2024年8月，上海药企宜明昂科（发布公告称，与Instil Bio全资子公司SynBioTx 达成独家对外授权协议，将其两款在研创新产品PD-L1xVEGF双特异性抗体IMM2510以及下一代CTLA-4抗体IMM27M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开发及商业化权利授权SynBioTx，这笔交易总额超过20亿美元。

　　还有跨国药企直接收购上海本土生物科技企业的，2024年1月，诺华宣布收购信瑞诺医药，目的是加强在中国肾脏疾病领域的布局。

　　2012年前，中国几乎没有生物药且进口生物药在中国价格昂贵，当时中国抗体药的售价是美国市场的一倍以上。跨国药企在中国主要以销售专利过期原研药为主。经过这二十余年发展，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发展阶段，既在保持高速的研发效率同时，也在由传统引进向自主创新输出的方向转变发展。中国创新药凭借技术平台与研发效率优势，成为全球创新药供给核心力量之一。

　　医药魔方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球医药交易数量从2015年的358笔增至2024年的743笔，年复合增长率8%，总交易金额从569亿美元跃升至1874亿美元。中国医药交易增速远超全球，交易数量从55笔增至213笔，总金额从31亿美元飙升至571亿美元。2025年前5个月，中国在全球授权交易规模级交易中的占比，已经从2021年的5%提升至42%。

　　天风证券在近日发布的研报表示，从同靶点首款上市的创新药的时间看，中国和全球的差距已经从10年以上缩短至1年至5年。

　　在对外授权交易上，上海本土创新药企参与输出的占比并不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数据亦显示，2024年，上海对外授权许可交易金额超过5亿美元的项目15项，交易额198.3亿美元，同比增长30.5%，排名全国第一。

　　英矽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任峰对表示，跨国药企在中国密集“买买买”背后，在加速填补“专利悬崖”后的市场空缺。“他们的创新药‘专利悬崖’到期之后仿制药兴起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收入，需要有新的项目填补。为什么在中国买？我认为和中国的项目质量越来越好有关。中国做的项目多，覆盖面广，再加上质量好，吸引了跨国药企来扫货。”

　　一位在上海从事医药研发近二十年的药企人士对表示，中国本土生物科技企业与跨国药企之间的授权交易行为，对于双方而言，可以起到双赢作用，通过对外授权，中国本土生物科技企业可以提前回笼资金，同时也可以向跨国药企取经。“中国本土生物科技企业的研发实力上来了，但全球市场推广能力还比较欠缺，而这方面跨国药企优势明显。资金雄厚的跨国药企通过‘买买买’，可以迅速补充产品管线。借助跨国药企的力量，让药物在全球市场发挥更大的商业价值。通过与跨国药企的对外授权交易，这些年，我们也学习了不少临床试验设计、市场推广经验等。”

　　生物医药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1993年上海就将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从工业产值不足50亿元，成长成为工业产值超过2000亿元。

　　毫无疑问，上海已成为中国创新药研发沃土，上海的创新源泉从何而来？

　　上海创新资源集聚、优势突出。上海拥有64位生物医药领域两院院士，从业人员达28万人，基本形成了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研究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协同创新发展的创新体系；建成运行了上海光源、蛋白质设施、转化医学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有力支撑了前沿科学新发现；拥有35家三甲医院、6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65家拥有临床试验资格的医疗机构，为药物研发和临床试验提供丰富优质资源。

　　前述上海药企人士对表示，上海的医药创新氛围浓厚，长期以来，在扶持药企研发方面，政府层面也出台了不少政策。生物医药研发属于人才重投入产业，而上海本身就汇聚了大量高素质生物医药人才。

　　多年来，上海持续在构建一流的创新生态，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完善研发+临床+制造+应用全产业链体系方面，上海加大政策供给，也出台了促进生物经济及高端医疗器械发展行动方案，支持企业创新策源能力不断提升，力争在新靶点、新机制、新结构等方面取得突破；支持企业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对临床前、临床及上市阶段给予全链条政策支持，提升审评审批质效，推动创新药械入医保、进医院、列目录，完善商保医保衔接机制；支持企业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鼓励制定跨国经营计划，推动沪产创新药械走向全球。

　　上海还推出了若干支持举措，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上海也在促进外资企业在沪投资发展，支持外资企业在沪设立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开放式创新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和共性技术平台等。

　　“中国正处于创新的高速发展阶段，而上海作为罗氏中国总部所在地，是这一创新浪潮的重要阵地。得益于国家在学术研究、转化医学研究、临床开发、风险投资、人才激励和地方政策等方面的利好政策和对生命科学进步的坚定决心，塑造了上海良好的医药创新环境。这样的环境为罗氏在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土壤，罗氏能够借助上海丰富的科研资源、活跃的创新氛围和政策支持，更高效地与本土企业开展合作，加速研发进程，拓展在华布局，实现与全球战略的协同发展。”罗氏方面对这样说。